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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书礼乐易春秋

来源:百度百科   作者: 时间:2012-02-16 11:01:05
 

所谓“六经”,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,曰: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,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。孔子本着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的原则,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。这六部古书,从远古流传下来,在孔子以前,为王室贵族所有,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。“教之《春秋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,以戒劝其心;教之《世》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,以休惧其动;教之《诗》而为之导广显德,以耀明其志;教之《礼》,使知上下之则;教之《乐》,以疏其秽而镇其浮;教之《令》,使访物官;教之《语》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;教之《故志》,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;教之《训典》,使知族类,行比义焉。”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:《春秋》、《世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令》、《语》、《故志》、《训典》。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,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,早于孔子半个世纪。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,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。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六者之术,以为大义,谓之六艺。”“六艺之文:乐以和神,仁之表也;诗以正言,义之用也;礼以明体,明者著见,故无训也;书以广听,知之术也;春秋以断事,信之符也。五者,盖五常之道,相须而备,而易为之原。故曰‘易不可见,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’,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”“《诗》《书》具其志,《礼》《乐》纯其养,《易》《春秋》明其知。六学皆大,而各有所长。《诗》道志,故长于质。《礼》制节,故长于文。《乐》咏德,故长于风。《书》著功,故长于事。《易》本天地,故长于数。《春秋》正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能兼得其所长,而不能遍举其详也。”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,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《经学通论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吾国既有经学以后,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,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。圣君贤相经营天下,以经学为模范,私人生活,以经学为楷式,故评论政治得失,衡量人物优劣,皆以经学为权衡。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,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。”可以说,在华夏文明中,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,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,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。 从历史的角度看,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,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,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。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,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,虽然曾经车驾奔驰,战乱频仍,曾经南北分裂,夷狄入侵,曾经神州荡覆,宗庙丘墟,但文明之毫光,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,族群之理想,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,从而缔造文化统一、生生不息的局面。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,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,而政治制度的建构,社会改革的推动,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,不管政制如何变化,都不离文明之大系。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,社会生活中的冠、婚、丧、祭各种礼仪,不论如何损益,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,衣冠文物,代代因袭损益,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。可以说,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,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,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据说经秦火一炬,《乐经》从此失传;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共七经;唐时加上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,《春秋榖梁传》、《尔雅》,共十二经;宋时加《孟子》,后有宋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。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谓之“经”,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属于《春秋经》之“传”,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均为“记”,《尔雅》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。后来的《四书》指是指《大学》(《礼记》中一篇)、《中庸》(《礼记》中一篇)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五经则指: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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